人大代表有“班底” 与选民距离越近，议政越有底气
◤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提出约五百件议案，很大一部分由一些“明星”代表包办。每个“明星”代表的背后，有着优于一般代表的物质和智力保障，更重要的是，与选民有更近的距离。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宣柯吟 姚雪鹏
本届全国人大到了最后一次大会，2012年参会的2830名代表，一共提出并被采纳489件议案。
几位“明星”代表持续发力。浙江团被采纳72件议案，仅企业家周晓光就贡献了33件；湖北团被采纳14件议案，8件出自周洪宇教授；黑龙江团被采纳28件议案，孙桂华和迟夙生两个法律人提交了7件。
年年如是。周晓光每年提交的议案都维持在30个左右，几乎占据了浙江团的半壁江山，这一数字也超过多省代表团议案总和；过去十年，她被采纳的议案已达203件。同样是两届代表的湖北学者周洪宇，有201件议案被采纳。
梳理可见，“明星”代表以企业家、学者和法律人士为主，他们充分利用了与其职业相关的物质或智力支持。在浙江团，同样是企业家的赵林中，2012年带到北京的议案建议也多达66件。
按照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可提出全国人大职权范围的相关议案，比如法律案、选举案、监督案、质询案、罢免案、重大事项决定案等等。本届人大五年来，2541件议案中的98.6%为法律案。
提得狠，不如提得准
既能挠到这个社会的痛处，又不越敏感议题的雷池一步
作为浙江义乌一家饰品企业的老总，周晓光的议案从不限定于经济领域，在2012年33份议案中，既有民间借贷法，亦有关乎民生的博物馆法、见义勇为法。
紧盯热点，偏重建设性，这是周晓光给自己定下的准则。
在周晓光印象中，唯一一次冒进的经历，是有其他团的代表找周晓光联名一个议案——修改计划生育法。按照规定，全国人大的议案必须由30人以上联名才能提交。
议案的大意是，允许多少收入以上的家庭生二胎。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找到周晓光时，她立刻收回了这个议案。“他们说计划生育是国策，我后来一想确实考虑问题还不够全面。”
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舒，议案的心得则是强调精准。2003年，陈舒提出建议对收容制度进行专项调查，恰逢孙志刚案发酵。不久，国务院就撤销了收容遣送办法。“国家之大，要解决的问题之多，要理性思考哪些问题是最紧迫的。”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的议案和建议都在20件左右，其中一半跟教育有关，通过率约70%。
周洪宇觉得，除了专业性强之外，跟他“不赶趟”的思维有关；自2001年从政后，他更意识到，既要考虑政策，又要考虑资源。比如义务教育法要一下子通过比较难，他就建议分四年逐步推进。2006年义务教育法获得通过。
两年前，周洪宇提出关于校车安全的议案，同样延续上述思路。2011年12月，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显然与2011年的几起严重校车事故直接相关。
“明星”代表们说，不可能提一个议案就能马上立法，但一定要锲而不舍，呼吁的人多了，很可能就会破题。红十字会法在颁布之前，姜健连续提了四年，而2012年也已经是周晓光连续第五年提民间借贷法了。
律师迟夙生9年前开始建议删除刑法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引发社会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议，议案三次被退回。人大称，不符合国情。迟没放弃，她去中国政法大学读了博，请教艾滋病专家，去北京公安局查一年有多少凶杀案件跟卖淫女有关，甚至远赴重洋考察国外红灯区。
“在每个议案上花的精力不亚于打一场官司。”迟夙生说，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在发生。“譬如过去公安局办案是以安全套的减少作为衡量组织卖淫嫖娼的一个标准，甚至用这个来处罚你，但后来变了，不但不用这个惩罚，安全套的放置也无形中多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