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袁天鹏给合作社30多个平均年龄接近70岁的农民培训“怎样开会”。袁天鹏供图

　　南塘兴农合作社理事长杨云标，合作社的前身是“农民维权协会”。杨云标供图

　　南塘兴农合作社正在开会的农民们。袁天鹏供图

　　站在一堆农村的大爷大妈中间，一个面色红润的青年格外显眼。他是这群人当中最年轻的，却是他们的头儿。

　　“开会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手，然后右手握拳，举过头顶，嘴里喊着“五、四、三、二、一”，每喊一下，就把拳头挥动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喊，接下来就有人随着，喊到“一”的时候会议室里差不多就没人说话了。“好，再来一遍！”

　　这奇怪的一幕，不久前出现在一本书的最开头。书名叫《可操作的民主》。

　　没一个“说话算”的人

　　亲手创建合作社、担任理事长至今，又主持大部分会议的杨云标自己说话也不算

　　开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农村合作社里。

　　乍一看，这儿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连位于南方还是北方都很难分清。一样见不到几个年轻人，一样凋敝的乡村商店，一样一桌桌喷着土烟打麻将的老人，土狗们摇着尾巴在他们脚边转来转去。路边立着一块大影壁，“阜阳兴农合作社简介”。

　　一栋三层的水泥小楼立在对面，这就是合作社了，全名是“南塘兴农合作社”，2007年领到的许可证。在中国的52万个农业经济合作社之中，它占一根手指的分量。

　　它有三种主要的经营活动：小额资金互助，现已有固定资本80万元；酿酒，每年大约可产销5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农用物资购销服务，今年的目标是销售300吨化肥。拥有2000名社员，和一个“理事会”，一个“监事会”。合作社的三层小楼是公产，2008年向社员内部集资盖成，价值20多万元。

　　从数字上一样看不出什么。你只有走到他们中间，在那张椭圆形会议桌前找到一把椅子坐下，才能发现一个诡秘的现象：在这个复杂的经济实体里，找不到一个“说话算”的人。

　　首先，这里的客人说话不算。

　　29岁的贵州人徐昌强吃了一个下马威。他原是一个肉鸡养殖户，此次被贵州一个支农NGO派到南塘合作社学习一个月。前几天，南塘合作社决定开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激励老年社员在合作社开展绿色鸡蛋生产，轮到列席的徐昌强发言。他没多想，直接谈起养鸡需要的技术指标：这个鸡呢，首先要注意的是防病……

　　“小徐，一事一议。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议。”刚说两句话就被合作社的理事长杨云标——那个近乎谢顶的青年打断。大部分会议都由他做主持人。

　　其次，这里资历最老的人说话也不算。

　　82岁的退休银行职员唐金铎是合作社年龄最大的理事，照片就挂在资金互助小组办公室的最上方，标明“业务总指导”。“每个人都得有发言的机会，最后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位老人还不时吐出一两个与他的年龄很不搭调的奇特名词：“动议”“议题”“表决”……

　　最有钱的人说话也不算。合作社最大的股东是78岁的退休中学校长时永林。在资金互助小组80万元的固定股本中，他一个人占10万元。合作社封给他最大的一个头衔——“参议长”。这个词的意思是：有些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理事会和监事会同时参加，这两个会合称“参议会”。

　　如此雄厚的股本和荣耀的头衔，并没带给时额外的特权。他依然能一字一顿地讲出合作社开会的两条规矩：一人只有一票；轮流发言，不得抢答。

　　原先说话算的人，到这里也要改改自己的脾气。矮胖子唐治和在加入合作社前是个成功的肉商，“跟我合作的生意伙伴都必须听我的”，他一抿嘴，显出对自己权威的自信。“别看我就念过三年书。”

　　如此自信的唐治和，很快就领教了这里开会的规矩：主持人杨云标经常会打断他：“老唐，今天每人只有两分钟发言时间，你省着点”：“老唐，别抢，现在轮到人家说”：“老唐，别吼，有什么话对着我说”：“老唐，”……

　　亲手创建合作社、担任理事长至今，又主持大部分会议的杨云标自己说话也不算。“主持人也只有一票”。他笑眯眯地说。“大伙儿说了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