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城村老支书米金水，早在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他感到一阵失落：“集体不起作用了”，于是辞去村支书职务，头也不回去了定县的造纸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

　　曾经的乡村建设学院，如今里面已是一片落寞。南都记者叶志文摄

　　乡村建设学院的课室如今已是“养鸡场”。南都记者叶志文摄

　　村庄概况

　　翟城村

　　面积：约7000多亩

　　人口：4694人，男女比例约1.05：1

　　户数：1205户

　　姓氏：共有米、李、韩、张、秦五大姓氏，最大的米姓人口约占三成

　　经济作物：望天椒、花木

　　学堂：筹资建了一座幼儿园

　　公共空间：一座面积约30平方米的小公园

　　河北定州翟城村，属保定市辖区，距东北方向的北京仅230公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晏阳初的“定县试验”蜚声中外。作为乡村建设试验的肇始之地，翟城村在中国第一个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当年，学者们在这座试验基地里种棉花、育种猪，普及平民教育，并向整个华北推广，却因抗日战争而中断。

　　2003年，三农学者温铁军再次来到翟城村，重启乡村建设试验。一批知识分子办学院、搞教育，建立合作社、试验有机农业，试图建立一个“新农村的样板”。仅仅4年，这场新乡建运动也戛然而止。

　　2011年底，南都记者来到翟城村，记录这个村庄的变迁，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年冬天，65岁的村民韩五全猫在房里摘完辣椒后，就盘算着年后要不要出门，到工地做个看守，要么做个煮饭的。这样，每个月收入至少能有1500元。在这座有着1200多户人口的村庄里，即使像他这样的老人，有出门打工的想法也很正常。

　　村里平均6人中就有1个在外打工。多数家庭的男人外出“搞建筑”，女人留守务农。丈夫们通常在腊月归来，正月十五后再次启程，年年春去冬回，如同一群反季节的候鸟。平日，村庄变得冷清，不复有传统农村的热烈与喧闹。

　　土地释放的美梦和噩梦

　　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翟城村并不起眼。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极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从飞机上俯瞰下来，华北平原上散布的镇村如同神经系统的一个个节点，错落相连。翟城村只是定州东亭镇的15个神经末梢之一。

　　1982年，翟城村“土地下放”的家庭联产承包正在进行，每家每户分到了田地，有了生产自主权，村民们兴高采烈。当了5年村支书的米金水却突然辞去职务，头也不回地去了定县的造纸厂。生产队解散后，他感到一阵失落：“集体不起作用了”。

　　村民们体会不到这种失落，他们忙着从土地里“挖出金娃娃”来。在保定的新城县，有农民开始把自留地里的大叶烟、水萝卜、土豆扛上自行车，骑数百里路运到北京、天津去“卖个好价钱”，却还在担心“政策会不会变”。离开土地跑生意的村民买回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搬到院子里，村民围着、蹲着看电视剧《霍元甲》。

　　种养致富的新闻开始频现报端。1984年3月7日，《保定日报》头版头条隆重介绍了两个万元户：《一个叫刘景田，一个叫田麦熟》。如同散发泥土气息的名字一样，两人都靠承包几十亩地种粮发了家。

　　翟城村的第一个万元户也在此时诞生。1984年，村民秦新起种了两亩地的西瓜，市场畅销，一下就赚了钱。村民们都羡慕，纷纷跟着种西瓜。

　　“分田到户”让农民尝到了自主生产的甜头，但“原子化”的生产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在30年间，土地给农民带来过致富的希望，也留下了许多噩梦。

　　199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桃灾”席卷了保定地区。桃子大丰收，却遭遇严重的销售困难，成千上万吨桃子烂在田间地头。农民们纷纷砍伐桃树，血本无归。除了盲目扩大种植，流通不畅也是“桃灾”的成因之一。《保定日报》报道，当地江城供销社与北京某区签订了5万公斤鲜桃收购合同，却只送去2万公斤，就被重重路卡和名目繁多的罚款吓得不敢送货了。不仅没赚钱，合约方还要索赔，“赔了夫人又折兵”。

　　2001年前后，定县种植基地的杨柳木价高畅销，翟城村过半的村民在地里种上了杨柳。村民韩五全看着眼热，一狠心把10亩土地全部种上杨柳木。不料在地里整整等了2年，树越长越粗，却卖不出去，只好砍了当柴烧。村里头家家户户，杨柳木柴堆满了院子，种树的农户都损失惨重。

　　“种的是瞎庄稼，抱的是死孩子”，村民用一句流传的谚语进行总结。目前，翟城村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是辣椒，亩均收入大约1500元，花木经济也正在兴起，但村民们都还悬着一颗心。“早晚有一天，价格也会跌下来”。韩五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