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由和爱无能，是一切世俗生活的基本特征。与其说，中国已全面进入小康，不如说，中国已全面进入性自由和爱无能，才是对当代社会更为准确的观察

特约撰稿 叶知秋

如果说，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的崛起，而是世俗生活的崛起，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对“贞操女神”的回应，大致可划为两个阵营，一是对这一世俗生活成就的义工式的捍卫，二是对这一世俗生活的群众式的议论。

前者的坐标是明确的，是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的，他们的原则是，离这个时代最近的价值就是最好的价值。后者没有坐标，是混乱的，观点不一的。前者是少数人，他们已经拿到了出席这一世俗生活盛典的邀请卡，并在道德观念的改朝换代中，得到某种类似于政权更迭的快感。

后者则是多数人，每一次，涌现出这样的公共事件时，他们都不敢表态，迟疑着，犹豫着，纠结着。每一次，他们的闪烁其词，都被前一种人藐视，并不断培植着前一种人的启蒙心态。

前一种道德的代表之一，是李银河女士，她说，婚前守贞的行为和道德“代表着说这话的人没活在当代中国，也许还活在宋朝或者明朝，说得好些也是活在1950到1970年代”。随后，她以专家的权威宣布，在当今的城市，没有“婚前性活动”的女孩已“快成恐龙了”。

她的比喻是生动形象的，因为笔者就有幸活在一个被恐龙们包围的社群中。在过去几年，我和妻子的工作之一，是从事对青年信徒的婚前辅导和陪伴。在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半以上，直到婚礼当天，没有李女士所说的“性活动”。另一半有过性经验的，在接受辅导后，都结束了婚前同居或性行为，从此持守了婚前的贞洁。

性自由是世俗生活的盛典

无论是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90年代的洛杉矶，或21世纪的中国；也无论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出现前，还是出现后；对性及其观念的谈论、展示、塑造、路演和消费，都令人瞩目地，成为古往今来一切世俗社会崛起的最重要的标志。

如果说，性自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想前一种人会举手赞成。但如果说，爱无能，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病症之一，我想后一种人中的大多数，也会犹豫地，迟疑地，举起他们的手来。与其说，中国已全面进入小康，不如说，中国已全面进入性自由和爱无能，才是对当代社会更为准确的观察。

20世纪著名的宗教学者伊利亚德，在他的《神圣与世俗》中宣称，神圣和世俗是“这个世界的两种存在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况”。

神圣是世俗的反面，无论“神圣”的来源是什么，神圣都是透过对时间、空间和被造物的区分来彰显的。伊利亚德认为，对那些活在世俗中的人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均质”的。在道德的意义上，一个身体和一切身体并没有区分，某一天和任何一天也没有区别。这就世俗生活。

换言之，世俗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就是说一切时间和空间，都不会（也不应该）传递几何学以外的任何价值。

就性的议题来说，我们一切的“性活动”，都不传递“性活动”以外的道德涵义。或者说，前一种人旗帜鲜明地拒绝以我们的身体，去彰显任何一种神圣价值。“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意思，第一，在任何一种道德价值面前，选择罢工。第二，就是在任何有利于反对道德价值的机会面前，又以自己的身体成为反对道德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