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3月11日，青岛开发区台头村民在海尔公司望山居楼前开荒。虽然土地被占用，但失地村民还对土地有着恋情。(请作者与本报联系)
台头村随处可见的出租广告牌。以前靠种地的当地人如今“种”起了房子，当上了房东。南都记者高贵彬摄
山东青岛开发区台头村，村里的最大河道由于挖沙和长期欠修变得破败不堪。 南都记者高贵彬摄
那时在工人和村民们眼中，“农转非”是个重要机遇。“养老、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而且当时种地不赚钱，没有人那么在意土地。”杨颖异申请到这个免费名额，似乎还“得了个大便宜”，但是一两年过后他们才发现，“没半点实惠，相反土地没了，是个很大的损失”。
冬至日的团圆饭后，杨颖异和妹妹去给父亲和爷爷上坟。只有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杨梦珂才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庄还有些联系。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游离在台头村之外，除了想念家人和奶奶做的饭，这里没有能吸引她的东西。
澳柯玛建厂占地每亩只补偿村民5000元，潘立茂家的一亩八分地这时还没被占去，和过去一样种了花生、玉米、麦子和大豆。他每天早上进厂前还要穿着工服下地干活，晚上下班回家后再去地里忙一阵，周末也大多消磨在土地上。
去年7月海底隧道开通后，从台头村到青岛市区，跨海的时间由半小时缩短为仅仅几分钟。
66年前旅美学者杨懋春为故乡写下人类学经典之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所在的地区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业区之一，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他们住在稠密的村庄里，耕种着自己的土地”。
28年前的1984年，青岛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台头这个普通的东部沿海村庄，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随后被纳入了城市化的版图，其所在的黄岛区随后也被列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头的村民，逐渐转变为“穿上工服进厂，脱下工服下田”的农民工、建筑工和菜贩。这个渐进过程从1995年澳柯玛、海尔、海信等大型企业进驻台头等村庄而结束。村民们因为土地被蚕食而彻底转变为真正的工人和私营业主，大量的外来工人又将台头人推向另外一个经济身份———房东。但这一切都是被动的，台头人似乎很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2011-2015年，黄岛区剩余32个农村社区的改造计划将推进到这里，未来这里会成为一个“国际生态智慧城”背景下的功能性城市社区。当年杨懋春笔下“离开村子去寻找农业以外的工作和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似乎到今天还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远去的“台头村”
台头社区里，42岁的杨颖异几乎每天都骑着一辆电动车匆忙出入：早晚接送小儿子去幼儿园，中午去海信门口的零食摊换妻子陈英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都在家里等着附近的工厂随时召唤他去修机器。
大女儿就读于青岛大学中文系，两个孩子一年的开销要花去3万多元，为此这对打零工的夫妻必须想方设法赚钱。
他们的家在台头社区东西干道的深处，宅院嵌在四面八方加盖的多层院墙里，还是过去的平房。走进门，满院堆积着陈英从外面捡回来的饮料瓶子。杨颖异的老母亲及两户租客也和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间出租屋和澳柯玛小区一套两居室，每月能给他们带来2000多元的租金。
台头及附近的村庄有一年四次扫墓的传统，冬至这天也要全家团圆，儿子女儿要去给先人扫墓。去年12月22日冬至，大女儿特地从青岛市区赶回台头的家。
陈英却没能参加这个聚会。这天的风很大，她穿着厚厚的棉大衣站在海信门口守着零食摊儿，感到非常委屈。从家到海信门口走路要15分钟，陈英常常在这条路上被城管追着狂奔，为了生计，冬天她也要在寒风中站上一整天。
6年前，杨颖异和大他3岁的陈英都还是附近工厂的工人。那时，被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大型工厂环伺的这个古老村庄，土地刚被瓜分殆尽，原来的农民已变成了工人、房东和私营业主，台头村也转变为城乡接合部景象的台头社区。
小珠山上流淌下来的南辛安河将台头和蜊叉泊社区分开，河道铺满垃圾，周边工厂的排污和历年的毁树挖沙早已改变了昔日的田园风光。台头村内1970年代开挖的两口灌溉老井，一口已被澳柯玛厂区占去，剩下的一口，宽达8米的井口也完全被垃圾填埋。
村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如今布满了铺面，经营者无一例外是外地来的个体户。这些五花八门的店铺主要为附近工厂里的外来工提供职业介绍、通信、超市、小饭馆、理发、杂货等服务。每到春节，这条平时熙熙攘攘的主街就变得空空荡荡，开春之后外地的新老工人才像候鸟一样归来。
全社区460多户1640人，外来人口低峰时4000多人，高峰时有8000多人。因为社区改造的滞后，当南北两侧已高高竖起商品房之后，台头还保留了1980年前后村庄改造时留下的房屋格局和样貌，只是各家各户普遍加盖了二到三层的小楼用于出租，社区里到处悬挂着“吉屋出租”的广告，还夹杂着供外地人洗澡的澡堂子和投币式洗衣房。
台头村口是一所7村联办的台头小学，校门向对面的澳柯玛工厂洞开，全校200多个学生中外来工的孩子已占去大半。社区里早已没有了潘族和陈族等各自分立的私立小学和教会学校。
